2016年12月24日 星期六

飲食的文化交流:日本餃子的身世(上)

日文的漢字中有「餃子」(ギョウザ)這個詞彙,發音是 Gyoza,但和我們對於餃子的認知有點不同。有在日本吃過他們「餃子」的朋友,或者沒有到過日本,但在拉麵店吃過「餃子」的人都會覺得相當有趣,點餃子的時候,上的是鍋貼,或者說是煎餃,而不是我們吃的水餃。
 
    橘逾淮為枳,由餃子從中國東傳的故事或許可以說得更清楚,透過飲食,看餃子如何在文化間穿梭,餃子從中國傳到日本的故事,可以看到文化的接觸、交融、轉換,再加以傳播的過程。
 
    餃子對於日本人而言,現在已經是相當普及的國民料理,和拉麵一樣,深入民間、隨手可得,並且每個地方的餃子都會有點不同。我們先到日本最多餃子店的城市宇都宮看看,這裡有一座維納斯的餃子雕像。

維納斯的餃子雕像
 
    宇都宮在日本關東的北部,從東京往東北地方的大城,也是栃木縣的縣治,這裡是日本最多餃子店的地方,光是宇都宮市,就有上百家的餃子店,還有一尊知名的餃子維納斯像。從宇都宮車站的西出口,在人行天橋的下面有一尊以維納斯為造型,但維納斯卻被餃子所包覆的石像,這尊石像相當出名,宇都宮的人都知道,為什麼要刻畫一座餃子的的雕像呢?
 

      因為餃子是宇都宮人自豪的鄉土料理。其實不只宇都宮,在日本全國各地,餃子堪稱是現代的國民美食,但如果追溯餃子的流行時間卻相當晚,主要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還與日本侵華、滿州國的成立有關,我們先從餃子在日本最早的紀錄看起吧!

江戶時代的餃子紀錄
 
    雖然餃子在江戶時代並不普及,但已經留下一些紀錄,當時很多與中國有關的事物,都跟著名的儒學者朱舜水扯得上邊,這位日本有名的儒學者其實是明朝遺民,因為不想降清,將中國的很多文化帶到日本。在《朱舜水談綺》這本書中提到將鴨肉的餃子獻上給水戸藩的藩主德川光圀(後來大家稱他為「水戸黄門」),據說是水戸光圀日本第一個吃到餃子的(他也是第一個吃到拉麵的)。爲什麼是鴨肉呢?因為當時的日本人不吃四腳的動物,所以餃子常用的豬肉就變成鴨肉了。
 
    除了朱舜水以外,要了解日本和中國的關係,也得到長崎,曾經任職長崎奉行的中川忠英,在《清俗紀聞》這本書中提到從浙江商人那邊理解到清國人吃餃子,是一種很像燒賣的東西,由於燒賣較早傳到日本,所以日本人必須要用燒賣理解餃子。

    江戶時代幾本關於異國料理的書籍,像是《卓子式》、《新編異國料理》和《普茶料理仕樣》都有餃子的紀錄,當時餃子的作法和現代差不多,就是用薄薄的麵皮加入肉餡,再包起來,但在當時的各種紀錄中提到的都是用蒸籠蒸,而不是放在滾燙的水中煮。
 
    或許是當時傳入日本的飲食習慣都是南方廣東系的料理,點心類習慣用蒸的,所以水餃在江戶時代的紀錄,大部分是用蒸的。但不管是甚麼作法,餃子在江戶時代沒有很多日本人吃過是可以確定的。時代往下,我們看看明治維新時候的日本人喜不喜歡吃餃子。

二次世界大戰前的餃子
 
    明治維新對於日本人而言不只是船堅炮利上的革新而已,也不只是西方政治、思想和文明的引進,還包含了飲食的革命,這時開始吃四隻腳的動物,是以前所不吃的,或是不能公開吃的,而餃子最主要都是包豬肉,所以相較於明治維新以前,有較多的人知道餃子。
 
    如果要了解餃子在日本的普及,我們該如何著手找史料呢?或許可以從兩方面思考,一個是當時餐廳的開設,思考餃子餐廳鎖定的族群是誰?其二就是從料理書當中追尋。前者我們可以從電話簿、介紹美食的書、旅遊雜誌開始。或許也可以從一些報紙的文章,美食作家的評論開始找起,我們先看看當時日本中華料理的流行狀況。
 
    吉田誠一的書《美味且便宜的中國料理哪裡找?》提到1920年代東京的中國料理店大量增加,總共有兩千多家。然而,餃子店的相關材料很少,因為大部分的中華料理都是賣廣東、上海菜系,沒有北方人常吃的水餃,只有南方的蒸餃。
 
   我們來看看二次戰前的料理書和食譜好了,相較於餐廳,這是平常主婦在家中烹飪的菜色,看看其中是否有餃子的蹤跡。從草野美保的研究中,她從「味素食文化センター」和國會圖書館中整理出所有中華料理關係的書籍、雜誌,在總數730種的書中,有餃子的只有五十種,時間從明治20(1887)一直到二次大戰。
 

此一時期的料理書中可以看到對於餃子的認識較多,不只是蒸餃子、還有水餃子、煎餃子的作法,在料理書中都有介紹。但日本人此時還是不大認識餃子的,雖然從料理書上看到餃子,但這時的料理書不像我們現在的圖文並茂,有些還有精美的圖片,讓人一看就懂,並且按圖索驥,當時的料理書要讓日本人了解甚麼是餃子,必須從他們所理解的料理中介紹。所以這時的料理書說餃子像「柏餅」和「豚饅頭」。
 
    甚麼是「柏餅」?薄薄的外皮,裡面包著甜蜜的紅豆餡,端午節時中國人吃棕子,日本人吃柏餅。日本的關西人還有吃粽子的習慣,但關東人吃柏餅是江戶時代中期才發展起來的習俗,柏餅可以分為紅豆餡和味噌餡,為了區分兩者,會將葉子反過來包。因為怕一般人不知道餃子是甚麼,所以此一時期的料理書透過日本的甜點「柏餅」加以介紹。
 
    另外還有說餃子像「豚饅頭」,日本的饅頭和我們對於饅頭的認識不大一樣,他們經常在饅頭中包紅豆餡,所以為了區別於一般的饅頭,「豚饅頭」的意思就是其中加豬肉的饅頭。在石森延男的書中,餃子(豚饅頭)的作法是以豬絞肉、蔥、生薑、白菜混和後的餡包上水餃皮再去蒸。

    有趣的是,放在水中煮的水餃,當時的日本人稱為「中國北方的燒賣」(北支燒賣)日本人還是將餃子與燒賣視為同一種東西,是點心的一種,而不像中國北方將水餃視為主食。

   二次戰前的餃子雖然在日本已經有些書籍介紹,但還未大量流行成為國民美食,按照學者田中靜一的研究,餃子會在日本盛行是因為日本侵華的關係,大量的日本人進入中國戰場,而且主要的地點在滿州、華北。除了軍事人員外,眷屬和相關的人員也到中國居住,當時北方的飲食習慣,像是麵食、包子或是餃子都成為日本人較為熟悉的食物。
 
      下集當中我們就看看餃子如何成為日本的國民美食,一個地方級的城市宇都宮就有一百多間餃子館。除此之外,日本的餃子不僅在國內風行,也走向世界,成為世界認識日本料理的一種。

 

2016年12月10日 星期六

有障礙的人該死嗎?一段身心障礙人士的鬥爭故事

神奈川障礙者殺傷事件
 
   日本神奈川縣在今年六月發生了二次戰後最大的屠殺事件,一共有19人死亡、26人受傷。案發地點是當地照顧智能障礙的的設施「津久井山百合園」,行兇的人植松聖曾經在此工作,後來離職,他曾經預告犯罪,向眾議院議長大島里森寫信,內容的重點:

「要是沒有障礙者就好了!」
「我要讓殘障者可以在監護人的同意下安樂死。」
「殘障者在社會上生存有太多困難。」
 
    植松聖認為障礙者不應該存在這個社會上,因為他們有太多的不方便,所以殺了他們等於是解脫。這樣的邏輯在台灣也發生過很多起。



台灣的例子
 
   台灣沒有發生蓄意進入智能障礙者設施的殺傷事件,但如果注意新聞,每年都有不少人倫慘案,大多都是照顧智能障礙者或是腦性麻痺患者的雙親,由於長久照護自己的孩子,不堪負荷,最後親手殺死自己的孩子。

「大家都累了,我想殺了你好嗎?」
 
    這是2015年的案子,41歲的何姓男子因為家人長期照護腦性麻痺的兒子,無以為繼,全家都被拖累,趁著駕車載兒子出遊的機會,問兒子這句話。何姓男子聲稱兒子同意,於是他掐死自己的兒子。案後,向警方自首。
 
    台灣殺害自己患有心智障礙兒子的案例很多,但我們可以看一下行兇者會得到甚麼樣的處罰。2008年台南有位顏姓的早餐店老闆,因為重度智能障礙的兒子吵鬧,影響到了全家人和隔壁鄰居的睡眠,就拿著絲巾勒死自己兒子。後來顏姓男子自首,辯稱犯案動機是擔心夫妻年邁之後,無人能照顧這個孩子。



 

   法官的判決以「憐憫殺害」再加上自首得以減刑,雖然犯下的是殺人罪,但顏姓男子僅判兩年六個月,上訴後還可以再減輕其刑。
 
    同樣是殺人,但殺害智能障礙者或是腦性麻痺的病患,罪責應該要比較少嗎?因為覺得他們無法自己生活就可以奪取他們的生命嗎?那麼日本神奈川障礙者殺傷事件的犯人植松聖也可以減免其刑嗎?
 
    透過這兩個案例,我們可以思考台灣和日本社會對於障礙者的想法是甚麼?而且,從另外一個角度而言,腦性麻痺患者是怎麼想這件事的呢?
 
    是的,他們不僅有思考能力,還有反抗的手段,面對整體社會忽視他們的生存權感到憤怒,形成組織,向政府提出要求,這就是1970年代神奈川縣「青芝會」(青い芝の会)的故事,是一群腦性麻痺者爭取生存權的奮鬥過程。
 
腦性麻痺者追求生存的權利
 
    「青芝會」是由橫塚晃一所發起的組織,1935年出生於埼玉的橫塚,10個月大的時候由於連續一周的高燒不退,造成腦性麻痺,不僅全身的行動有問題,在語言功能上也受損。從小進入日本的特殊學校,也收容進「國立身體障害中心」(現在的国立障害者リハビリテーションセンター)。

      橫塚後來離開了政府的福利體系,大型的政府收容機構將身心障礙者視為特殊的群體,一起收容,方便管理。後來橫塚在自家養雞,28歲時(1964)茨城縣的僧侶大仏空組織了一個障礙者互助的團體(「マハラバ村」),組成一個生活的共同體,彼此之間自給自足,將近三年兩個月的時間,橫塚在共同體的村莊中,和同樣是腦性麻痺的患者關口奈美(関口りゑ)結婚,兩人相知相惜。
 
    在共同體的村落中,障礙者相互照顧,也溝通討論障礙者與社會的關係。橫塚晃一作為一個障礙者,開始有了自覺,不再只是單純的接受政府的施捨,而是要主動反抗。促成橫塚反抗整個社會體制的,主要在於兩件事:

媽媽,不要殺我!
 
    橫濱在19705月發生了母親殺害智能障礙孩子的事件,當時母親自首時,宣稱自己殺了所愛的孩子。從報紙、電視還有橫濱的社會團體,都認為母親是「憐憫殺人」,一面倒地認為要減輕母親的刑責。因為養育智能障礙的小孩十分辛苦,而且沒有相關的設施收容這樣的小孩,無法道盡的心酸誰人知。我們來看看當時的報紙:
 
《每日新聞》:
 
    母親殺了腦性麻痺的孩子,已經決定自殺,長年的照顧,心力交瘁,連續不斷的障礙者家庭的悲劇!
 
    除此之外,《朝日新聞》、《東京新聞》和各大媒體當時的輿論都和母親站在一起,但橫塚晃一所帶領的「青い芝の会大力的抨擊,並且指出這樣的想法只會把殺害智能障礙者正當化,無論何時殺害障害者都是可以的,而且母親殺害障礙者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是否表示沒有機構收容的話,智能障礙者就沒有生存的權利?
 
    橫塚認為殺人就是殺人,即使母親說:「對這個孩子來說,死了還比較幸福!」但母親也沒有權利決定小孩子的生存權。而且為什麼社會、媒體和周邊的人都同情母親呢?母親辯稱找不到施設可以安置,那如果一般正常的小孩找不到托兒所,母親殺死小孩,也可以得到同情嗎?

    青い芝の会」認為社會對於身心障礙者有「差別意識」,將這群人的生存權看得比一般人低,所以媒體和輿論一面倒的支持加害者的母親。
 


將心智障礙者排除在「正常」的空間外
 
    橫塚除了對於法律面的生存權提出抗爭,也針對福利設施的相關措施展開深刻的論述。母親認為沒有機構可以收容,她才「憐憫殺人」,但橫塚認為問題的根本不在於是否有機構收容,而是整體的社會將心智障礙者排除在「正常」的空間外,並不是從障礙者的角度來思考問題。
 
    1970年代日本收容心智障礙的設施,基本上是將障礙者隔離於社會之外,在這樣的設施中,平日無法見到自己的兄弟姊妹,也無法見到父母,而且讓他們遠離從小長大的家鄉,「集中」收容,以「方便」管理。

    由於「青い芝の会」反對大規模的設施收容,反對將殘障人士作為「特殊族群」加以隔離,而是要「建造為了身障者居住的街區」、「建造福利的街區」。
 
 
「建造福利的街區」
 
    如果我們回顧日本歷史,歷史學家普遍認為196070年代有「所得倍增計畫」、「高度經濟成長」,而且日本是亞洲第一個辦奧運的國家,從二次戰後的貧窮走向富裕,但這樣的歷史觀卻隱蔽了障礙者的事實,因為大規模的建設,相關的職場災害問題、交通事故也造成大量的身障人士。除此之外,在工業快速發展中,也因為污染造成了新的病,像是水俣病、森永砒素牛奶傷害的兒童……等。

    由於社會追求「生產力」、也將「生產力」視為人存在的整體價值觀,缺乏「生產力」的人就是多餘的,居住的街道、生活的城市沒有障礙者行動的空間,青い芝の会」認為城市中應該要有:
 
1.      輪椅可以自由行動的道路。
2.      消除人行道的階梯。
3.      公共建築物和地下鐵需要有電梯供身障人士使用。
4.      學校教育中對於障礙者應該要有正確的認識,排除歧視的用語。
5.      政府應該補助身障人士外出的費用。
 
    青い芝の会」強調這是一個城市最低的要求,一個有人性的城市應該要有的設施,看起來並不激進的主張,但在七○年代首先向橫濱市長請願時,卻得到非常官僚的回覆,以有困難或是不可能回覆請願。
 
     除了向政府請願外,「青い芝の会」也向各式各樣的交通機關提出要求,它們認為每台公車都要有一個輪椅可以使用的空間,並且方便上、下。對於交通運輸公司而言,不管是電車或是公車,提供一個輪椅的空間,等於喪失了好幾個「正常」人可以站或坐的地方,少賣了好幾張票,容易造成虧損。青い芝の会」透過腦性麻痺患者的串聯,佔據28台公車向大眾表明他們也需要行動和生存的空間。
 
強烈的抗爭手段
 
     為了讓社會大眾得到關注,後來「青い芝の会」選擇透過強烈的行動來凸顯。他們在1973年向鐵路小田急線的梅之丘車站反應,需要設置殘障專用的坡道,但小田急卻說「進站的人沒有殘障人士」,「青い芝の会」號召身障人士大量進入新宿站,讓小田急看看的確有身障人士的存在,而橫塚晃一則更激烈,橫臥在鐵軌上以凸顯主張。
 
    然而,或許是1970年代的學生活動太多,當時的反安保、全共鬪佔據了媒體的目光,而且經常將之視為「過激」的抗爭,反而讓他們的主張沒有得到注意,「青い芝の会」也被歸類為「過激」團體,訴求沒有得到正視。
 
    橫塚晃一1975年身體就已經相當虛弱,1978年離世,到死之前都為身心障礙的福祉鬥爭。青い芝の会」這個組織持續下去,而且從現在的福利設施而言,橫塚晃一所提的福利主張都是理所當然的,是政府、社會團體、民間單位在空間和建築設計時都要考慮到的。
 
    橫塚晃一所給我們的是一個腦性麻痺患者的視角,控訴「正常人」的社會如何忽視身心障礙者的生存權,透過行動、透過著作反應我們社會的進步,是踩在另外一群人身上向前的。

2016年12月3日 星期六

「低能兒」和「白癡」的誕生(下):「白痴」教育的誕生

      
上週我們看到了「低能兒」為什麼會出現?源於現代教育體制的建立,一群無法在制度中表現「正常」的就被歸類成「低能兒」,貼上標籤,才有後來的污名化。

     「白痴」在明治時代的概念則是不可醫治、無法受教的兒童,但日本特殊教育的先驅石井亮一就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即使「白癡」也是有受教的可能。我在文章中使用「白癡」這個字眼是本來的用法,後來我們稱為「特殊教育」。

「白痴」也可以受教:石井亮一的特殊教育


    出生在佐賀鍋島藩的武士階級,石井亮一在幕府末年與明治維新初期長大,幼年還是接受漢文的教育,熟悉《論語》、《大學》等書,並且學習武士道的精神。十六歲時獲得藩內的選拔,到工部大學校(也就是後來的東京帝國大學)考試,但體格檢查不合格,無法入學。

    期待到美國留學的石井,改念私立的立教大學,接受六年的教育。立教大學1874由美國聖公會威廉斯主教於築地所創辦的「英語塾立教學校」,石井亮一就學期間也受到感化,受洗為教徒。立教大學的姊妹校立教女學校在1882年成立(明治十五年),石井亮一立教大學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立教女學校擔任教師,除了教授外語,也教育女性外國的發展狀況和現代女性該有的思想,是日本最早提供女子教育的學校之一。

    明治二十年左右,日本的福利事業也開始展開,主要的原因在於西化之後的日本,缺少傳統救荒濟貧的組織,以往在鄉里間可以得到救助的單位在新時代中無法生存,而新時代的福利設施又尚未建立。再加上明治二十年出現很多自然災害,讓很多人拋家棄子,社會上出現相當多的孤兒需要養育。
 
    此時出現的岡山孤兒院和東京救育院就是為了新時代的需求所創設的,石井亮一也成為東京救育院的創辦者之一。一八九一年的濃尾大地震,在岐阜和愛知等地造成大規模的傷亡,死者超過七千人,震後產生相當多的孤兒,也出現經濟無以為繼的災民,只好販賣人口的現象。

    基督教和佛教相關的團體出動救援孤兒,石井亮一的東京救育院也加入孤兒的救助和收養。由於濃尾大地震的慘況,讓亮一深感福利事業的重要性,而無人收養的女性在災後更是弱勢,所以災後,他帶著一些孤女回到東京,在基督教會的援助下,先在東京創設「孤女學校」,教育她們,習得一技之長,可以充當保母、教師、助產士或是傳道的工作。

智能障礙者的發現
 
   收容孤兒和教育孤女的過程中,石井亮一認識到智能障礙者的存在。當時對於智能障礙者的看法認為「無法教育」、「免除法律責任」,採取「隔離政策」,對於石井亮一而言,他認為智能障礙者還是可以教育,在神前每個人都是平等的。
 
    但石井亮一也不是單純的相信透過神蹟就可以照顧這些智能障礙者,由於他的英文不錯,積極的參考當時外國的文獻,知道美國的作法分為大規模的收容,並且隔離;也有採用小規模的機構。
 
   在石井參考的資料中,對於白癡教育研究最為重要的就是法國醫師Edouard Seguin在十九世紀首創「白癡」的教育,成為後世特殊教育的先驅,後來Edouard Seguin到美國開設小型的智能障礙收容機構,並且透過教育和工作的方式讓他們具有一定的生產力。
 
    石井亮一將他的研究寫成《白癡兒其研究及教育》(1904)一書,他認為「白癡」在身體的發育和運動方面都異常,而且在感覺上也有障礙,像是視覺、聽覺、味覺和嗅覺。在精神上面的問題會有語言上的障礙、偏執或是缺乏注意力。由於此一時期經常將「白癡」與「瘋癲」混和在一起,石井是第一個嘗試區分兩者的學者,他認為:「瘋癲一開始具有一般的智能,但後來消失了。」相對而言,「白癡」則是一開始意識就相當貧弱,但在程度上可以漸漸的進步。

  
夫婦共同獻身特殊教育

       石井亮一的想法後來落實到他所開設的滝乃川學園,他的妻子:渡邊筆子也支持他的理念,兩人一起為心智障礙者的教育努力。渡邊筆子1861年出生於長崎,她是日本婦女教育的推行者,追求女性的教育權,本來在華族(貴族)女校當教務主任並且兼任法語教師。與石井亮一相識之前,已經有三個孩子。而且她對法國醫師Edouard Seguin的心智障礙教育方式也相當熟悉。
 
    石井夫婦兩人都曾經赴美國賓州Irwin智能障礙者學校參觀,回國後將相關的教育理念應用到了滝乃川學園。由於日本對於心智障礙的認識還相當少,所以石井夫婦也要負責師資的培育和相關的教育設施、教材的準備。
 
    一開始設立的學校有農園、宿舍、教室和研究室,石井除了收容智能障礙者外,也想要研究智能障礙者的相關問題。然而,這個時代是明治末期,二十世紀才剛開始,政府對於相關的設施與研究也沒有提供資助,財物的缺口大部分都是從石井夫婦的貸款和基督教會的贊助而來。
 
    但滝乃川學園最後無力經營,只好暫時關閉。隨著時代往前,日本社會也開始注意到財團法人的建立和組織方式。二十世紀初期有些大學,像是同志社大學就是以法人的方式建立,相關的法律也慢慢建立起來。石井夫婦在1919年發起第一次的董事會,之後也找到大財閥澀澤榮一的贊助,澀澤擔任第三任的理事長。

    由於資金募集得到幫助,學園的相關設施恢復,石井想要發展的研究機構也建立起來。本來在東京巢鴨的學園,後來移轉到東京近郊的多摩,這裡比較符合石井理想中的學校。在武藏野台地上,空氣相當清新,可以將農場、工場、雞舍、禮拜堂和住宿場所等設施都建立起來,從幼兒到年長的生活、教育、訓練、勞動和醫療都包含在內。
 
    石井亮一和石井筆子對於「白癡」的治療與教育,成為日本特殊教育的先驅。



「低能兒」和「白癡」出現的時代背景
 
    透過「白癡」和「低能」的概念,可以看到日本明治維新時期對於他們的認識是隨著政治、社會、經濟所轉變而形成的,也就是在明治維新後所發現的一個新的族群。隨著新的政治體制,有相當多的下級武士和農民變成赤貧,無以為繼,到處流浪。明治政府所建立的教育體制也產生了相當多不適應的學童,這批無法進入新時代規範的族群,從瘋癲、智能障礙、窮人……等,逐漸被劃為特殊的族群,再依據不同的狀況加以分類、收容、研究。
 
   「白癡」和「低能」可以說是時代和社會變動下的產物,透過相關概念的形成,或許我們可以思考現代文明對於我們的影響,造成了甚麼樣的差別待遇,甚至教育制度區別了那些人。在石井亮一之後,隨著「白癡」和「低能」的討論,相關的醫師和心理學家也進入這個領域,透過病理學的研究和訪談,後來也發展出心智障礙的量表。
 
    當然這篇文章並不否定以往也有智能較低的人,但如果在明治維新以前,他們可能生活在農村,負擔繇役,過著「正常」農民的生活,不會被劃分為「低能」或是「白癡」。隨著新的教育體系建立,學業表現不好,就被歸類為「低能」,成為新時代所需要「矯正」的對象。
 
    如果「白癡」和「低能」是因為教育體制所產生出來的,當教育的方式改變,是否這樣的族群就會消失呢?歷史很難處理假設的問題,但我們可以思考一下。

 


 





   

2016年11月27日 星期日

「低能兒」和「白癡」的誕生(上):甚麼是「低能兒」?

     

  這是一段令人傷心的故事、也是一段汙名化的過程,我們都知道「白癡」、「低能兒」是污辱的名詞,但不知道為什麼我們會有這樣的詞彙出現,也不知道是甚麼樣的歷史促成了一群人被貼上標籤。
 
    心智障礙和肢體障礙的區別在於內在和外在的差別,外在的障礙,像是不良於行、斷手、斷腳,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來;功能上的障礙,像是聽障和視障也較容易的以物理性的認知加以判別。但心智障礙無法從外表加以認知,所以一開始「發現」這個族群的過程,其實有點曖昧。

「白癡」的出現
 
      對於心智障礙的認知,亞洲社會是如何開始的?這和我們對於西方文明的理解有關,而西方文明進入亞洲的過程,很多的概念是透過日本明治維新轉介而來,福澤諭吉是日本近代文明的奠基者,將西方的文化和相關的理念介紹到日本來,在他眾多著作中,有一本相當重要的書,稱為《西洋事情》,其中都是他到歐美國家所作的觀察,關於社會福利設施的機構有提到「盲院」、「啞院」和「痴兒院」。
 
  
由於《西洋事情》成為當時學校的教科書,也成為普及的觀念。除了福澤諭吉的推廣外,明治維新後推行的教育制度,主要是由田中不二麿主導,他參觀歐美的教育設施和制度,並且導入日本。對於心智障礙方面,田中不二麿曾經參觀美國賓州的「白癡」學校。
 
    福澤諭吉所處的時代,日本對於心智障礙的認識主要由西洋引進,雖然是參考美國的制度,但美國當時對於心智障礙的理解是來自法國。法國對於智能障礙的問題來自十八、十九世紀歐洲的啟蒙思想和法國大革命,並且開始思考無法勞動的「非正常」人的地位和待遇。
 
    一開始歐洲的收容設施主要是「貧民」,但這些人還是得強制勞動,增加生產力;不能勞動的就被劃分到「救貧院」中,其中可能包含孤兒、肢體障礙、盲人、聾啞、精神障礙、老人和智能障礙等都收容再一起。
 
在時代的發展過程中,逐漸細分出不同需要救助之人。對於智能障礙者而言,一開始和精神障礙者關在一起。十七世紀的時候,開始有男、女區別的設施。
 
瘋子和白癡都一樣?有問題的通通關起來!
 
    日本社會在明治維新之後,由於政治、經濟和文化都採取西方式的相關措施,在時代的變革中,很多以往的下級武士、農民在新的時代中無以為繼,對於無法自立的老人、孤兒和障礙者都給予食物的救濟。
 
   除了食物的賑濟外,社會福利設施也在西方的影響下建立起來,東京市養育院是亞洲最早的近代社會福利設施之一,建於1872(明治五)年,因為俄羅斯的皇太子要到日本訪問,當時既小且貧的日本,覺得乞丐、流民、肢體障礙或是精神病患都有礙社會觀瞻,所以將東京市這些有礙市容的人都關起來,收容了240名。
 
    但在一開始,「白癡」並不在收容的對象中。只有寫道:病人安置於病院中,殘疾、盲人、瘋癲的人都收容在不同的地方,每一間都有看護,也給予療養。」這一時期對於「瘋癲」和「白癡」兩者其實有點混淆,「白癡」一直到1886(明治19)才開始明文收容的規定。
 

明治維新是個變動的時代,在那個時代有很多人無法適應時代的情況,都被收容成社會的弱勢,不管是否精神上有問題,或是智能上無法適應新的時代,都被收容到「福利設施」中,這些被時代所排斥的人,由於時代變動的太快,無法好好認識他們到底有甚麼差別。到了二十世紀初,現代化已經有點成果了,對於這些被排斥在社會之外的人,逐漸開始區別他們的差異。

「低能兒」與「白痴」的差別
 
    「低能兒」與「白痴」有甚麼差別?跟教育制度有關,日本引進西方的教育體制後,發現有些孩子是無法在這個體系中表現「正常」,就開始有了相關的討論和研究,在二十世紀初期的日本,他們認為「白癡」是無法教育的,「低能兒」則是在教育體制中表現不好的。只是「低能」不像身體殘障,可以從外表看出來,要怎麼分辨出「低能」呢?
 
    就從「放牛班」開始,1890年代左右,明治政府推行新的教育學制十多年後,發現有一些跟不上學習進度的兒童,針對這些學生,再特別編成一班。後來針對這樣的情形,有學者就開始寫書討論:
 
    學習院大學的教授大村仁太郎在《兒童矯弊論》中認為:「低能」不是種「病」,但是一種「瑕疵」,然後將許多性格上的缺陷加諸到學習能力不好的兒童上,像是:思想散漫、怠惰、抗壓力強、偏執、不潔、偏食……等。大概可以想到的壞習慣都把它們跟學業成績不好畫上等號。然而,大村仁太郎也有注意到社會和家庭的原因所造成的學習障礙,並不把所有的問題歸咎於學生的性格瑕疵。
   
對於心智障礙的認識逐漸形成一套階梯次的理論,乙竹岩造的《低能児教育法》塑造出:普通-劣等-低能-白痴,而這是以教育系統和學業標準所製造出來的概念。最底層的「白痴」,有時和「瘋癲」畫上等號,是無法醫治、先天性的問題。
 
    其餘的「劣等-低能」則是性格上的缺陷或是感覺器官和大腦的病所造成的問題。此時也有注意到家庭所造成的壞習慣,或是學校的原因,像是教師的教育方式、教室的狹小、空氣的狀況,多方面的討論造成學生學習障礙上的問題,不只歸咎於學生本身的性格。
 
    為了要教育低能兒,「白川學園」在1909年開設,透過研究園內的學生所寫成的《低能兒教育的實際研究脇田良吉將兒童分為「普通兒」、「低能兒」和「變態兒」,分法與乙竹的系統差不多。「變態兒」是無法根治的,其餘在「普通兒」和「變態兒」之間的都是「低能兒」,需要住在機構中特別教育。
 
    脇田良吉所指出的「低能」範圍很廣,從學習能力有問題、身體比較虛弱、無法適應團體生活都可以是「低能」的一部分。「白川學園」所收容的學員從學習能力低下到虐待動物的人,也包含偷竊癖和流浪漢,這些都成為「低能」的一部分。
 
    這周我們先了解「低能兒」在明治時代如何產生,而另外一個「白癡」的概念則是指涉無可救治的人。但教育者偉大之處就在於即使明治時代相信「白癡」是無藥可救之人,還是有教育家願意傾畢生之力幫助他們,下周我們來看他們的故事。

2016年11月20日 星期日

避暑地的營造(下):走向世界的輕井澤

上兩篇文章中,我們看到西洋人在輕井澤建立了避暑地,並且將西式的休閒文化帶進日本。日本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逐漸買下了西洋人的別墅,自己成為其中的參與者。輕井澤的故事不是西化的故事而已,而是透過日本人的吸收且再創造的故事。
 
   這篇 我們從目前仍在輕井澤經營的兩間resort開始說起:王子飯店和星野集團。兩者一個是外來者;一個是本地的經營者、一個經營者曾經是二十世紀世界的首富、一個是二十一世紀引領旅館潮流的CEO,兩者都讓輕井澤走向世界。

世界首富的發跡地
 
    現在到輕井澤旅行的人,無可避免地都會注意到王子飯店和其中的outlet,位於輕井澤車站旁的王子飯店占地超過三十萬坪,將近七百個房間,還有高爾夫球場和相關的娛樂設施,適合帶全家人一起到此旅行。
 
    王子飯店的老闆,也就是西武集團的堤義明,曾經六次被《富比士》雜誌選為世界首富,作為西武集團的負責人,在全盛時期擁有西武鐵道、西武百貨、西武職棒球團、王子飯店、高爾夫球場、滑雪場……等。
 
    二次戰後,隨著日本經濟起飛,民眾生活富裕之後,堤義明看準了觀光旅遊業。相較於日本傳統的溫泉度假方式,他選擇了西式的度假村,而輕井澤就是最具備西方風情的地方。
 
    如果只有單一的娛樂設施無法吸引大量的觀光客,所以觀光勝地一定要選在風景優美、交通便捷、多項娛樂設施和舒適飯店都有的地方,才能夠吸引人潮。堤義明在土地價格低廉時大量購入土地,並且進行整體性的開發,讓很多地方都成為觀光勝地,從東京的品川到北海道的富良野,足跡遍佈全日本。
 
    從輕井澤起家的堤義明,在成功之後也不忘繼續提高輕井澤的能見度,甚至讓當地成為冬季奧運的舉辦場地。透過人脈和錢脈,輕井澤所在的長野縣得以舉辦冬季的奧運,自己也進入日本奧林匹克(JOC)委員會進行運作,讓新幹線從東京拉到長野,使得輕井澤的交通更為便捷,而王子飯店的人潮和土地也隨之高漲。
 
世界首富的老爸
 
    堤義明並不是白手起家的老闆,他的父親堤康次郎也是在日本政界和商界呼風喚雨的人物。堤康次郎生於明治22(1889)年,滋賀縣出生的他是明治維新後的第一代,家裡本來經營普通的商店,年輕時進入海軍學校,家裡的長輩過世後,負擔起振興家業的責任。當時他覺得要有不同的人生就要存錢並且增加知識,以自己家裡的田地作為擔保品,籌集了一些錢到東京,考進了早稻田大學的政治經濟學系。
 
    在學校除了學業之外,也積極經營副業,投資股票和各項的商品,並且參加社團活動,結識了後來影響日本政界和商界的重要人物。大學畢業時,因為眼光精準,已經小有積蓄,並將錢投資在政治上,創辦雜誌《新日本》,自己做社長,由早稻田大學的教授永井柳太郎擔任主筆,在政治界有首相大隈重信作為背後的支持。

買進六十萬坪的土地
 
    堤康次郎除了支持政治的活動以外,仍然投資各式各樣的事業,有些成功、有些失敗,最後把眼光放到了土地上,認為土地才是所有的根本,輕井澤就是他看中的標的。堤康次郎會選擇輕井澤的原因也是透過大隈重信的關係,大隈首相辭職後,打算在輕井澤買三千坪的土地蓋別墅養老,同時也將以往早稻田大學的朋友帶進來。
 
    堤康次郎隨著永井柳太郎在輕井澤看土地,看到星野溫泉那塊土地只有五萬坪時,還覺得太小,後來買下了現在輕井澤車站附近的六十萬坪土地。本來作為畜牧用的土地,堤康次郎買下來打算一塊一塊賣給人做為別墅之用,當時還沒有王子飯店的構想。
 
    堤康次郎日後建立了西武集團,輕井澤就是他最為核心的根據地,也透過輕井澤,在此建立別墅,互相交流,和政界不少的關鍵人物建立關係,之後他自己也投身政治,甚至做到眾議院的議長。
 
     西武集團沒有因為二次世界大戰被擊垮,靠著政商的綿密關係,堤康次郎在1964年去世後交棒給後來的世界首富堤義明。跟隨父親的腳步,堤義明不做生產的事業、大量購買土地,並且將輕井澤的土地發展為後來的王子飯店集團,集合旅館、休閒、觀光和度假的resort成為王子飯店的發展核心,也將堤義明推上了世界首富。

輕井澤的另外一條走向世界的路:星野溫泉
 
    日本的《pen》雜誌選出一百位值得「向全世界誇耀的日本人」,經營企業的CEO僅有四位入選,分別是:軟體銀行創辦人孫正義、豐田汽車社長豐田章男、蔦屋書店社長增田宗昭和星野集團的星野佳路。前兩位對我而言並不意外,但是第三、四位堪稱是文化經營者,也是文創最為成功的企業家。
 
    蔦屋書店賣的是書,但把逛書店變得很「潮」、很時尚,且具有人文氣息,星野佳路賣的也是文化,「將日本款待文化待到全世界的人。」接待方式、服務態度、旅館經營不是扁平化、單一化、全球適用的概念,而是隨著地域的不同、飲食文化的差異,可以呈現出豐富的特色,即使在連鎖旅館中也是如此。
 
    現在為世人所知的星野集團,其發源地就在輕井澤。一開始他們是如何發展起來的呢?

生絲商人起家
 
    離輕井澤不遠的佐久是星野家開始發跡之處,本來是魚商,在明治維新時看到時代的契機,開始轉業,經營生絲,由於此時引進機械織布,降低了衣服的成本,讓一般民眾都消費得起,生絲產業也大為發展。星野家在橫濱開了公司,並且在美國的紐約也成立分店。

    因為有了一些資金,明治三十七年(1904)在今天中輕井澤車站兩公里處買了一大塊土地,也就是後來星野溫泉的所在。當初看上這塊土地的原因並不是為了做渡假村,而是看上這裡由淺間山所流下的白糸瀑布,因為高低差的關係,可以推動水車,取得發電的動力。
 
    後來在此發現了溫泉,也因為大正時期輕井澤的度假人口增加,星野就打算在此蓋溫泉旅館。星野家族經營生絲產業,但也開始有一支做溫泉產業。
 
    明治四十三年此地大雨,造成洪水的氾濫,星野家族從北海道引進落葉松,在此地大量的種植,作為水土保持之用。十幾年後,大正時期的文人北原白秋到當地,就做了一首有名的詩《落葉松》,讚揚在星野溫泉所見到的景色。

    星野家的生絲產業在1930年代金融大恐慌的時期破產,反而後來星野溫泉維持了下來,雖然期間有起有落,但在二十一世紀成為日本觀光旅遊業的領頭羊。

沒落的溫泉飯店如何改造
 
    星野溫泉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沒有特別亮眼的發展,甚至有點沒落,相較於輕井澤王子飯店,將堤義明推上世界首富的位置,星野顯得遜色許多,家族企業的經營讓星野旅館在上個世紀末陷入經營的窘境。星野家的日式旅館在輕井澤並非旅客的首選,如何在時代的變化中脫胎換骨呢?
 
    年僅31歲的星野佳路在1991年接下了星野旅館,本來於美國康乃爾大學就讀飯店管理,打算回來大展身手,但是美國企業的經營方式卻無法和家族企業的文化相融合。才回來接手副董事長沒多久,就因為理念不合被自己的父親開除。

    但因為旅館虧損連連,後來還是請星野佳路回來主持,掌控在21個股東的星野旅館維持以往家族企業的風格,不僅股東住在旅館旁邊,公司的經營主管和服務人員也都是有血緣關係的親戚。星野佳路的第一步就是將這些家族股東和員工遷出原來的地方,了解能夠使用的空間,並且讓家族的股東退出經營核心,讓專業的經理人負責。
 
    星野佳路的經營方針是甚麼?他尋找旅行的原點和放假的目的。

感受「非日常」
 
    放假的目的是甚麼?旅行的原點是甚麼?
 
    就是在日復一日規律化、制式化的日常生活中體會不一樣、感受平日無法享受的體驗,所以星野度假村在輕井澤的做法就是透過大自然將外在的喧囂、煩擾隔絕。
 
    15萬坪的土地中只有33間客房,每間都是獨棟的別墅。從旅館的接待處到下榻的地點還要坐上園區特製的豆腐車,在小徑中行駛個五分鐘,蟲鳴鳥叫、清澈的溪水流過,洗淨平日生活的煩憂,在渡假村中感受自在、無人干擾的生活。

   輕井澤地處信州高原之上,春夏秋冬都有不同的姿態,春天、秋天能賞櫻、賞楓;夏天能夠避暑;冬天可以賞雪泡湯。星野旅館廣大的腹地,沿著山的紋理築成的日式庭園,只有入住的客人才能在此體驗自然的魅力。

與環境共生
 
    本來星野集團買下輕井澤這塊土地,是看上水位的高地差,可以在此地發電,作為生產的用途。隨著科技的發展,現在利用水力、地熱和天然氣等發電,讓星野旅館百分之七十的用電都是自己生產,在講究環保的當下,更有其時代意義。
 
   本來為了水土保持的落葉松,因為大量種植,也讓此地的林相十分優美,並且推動生態的保護,在此成立日本最早的賞鳥區域:「輕井澤野鳥之森」。除了住宿以外,還可以到森林中健行,了解其中豐富的生態。

    星野佳路成功的經驗當然不只是改造輕井澤的星野度假村,現在他每年買下兩三家瀕臨破產的旅館,透過獨特的經營方法加以改造,成功的哲學已經成為所有管理學的典範,即使在日本泡沫經濟後的「失落的二十年」也能異軍獨起、獨樹一幟,每年的營利超過兩百億日圓,而且成為「向全世界誇耀的日本人」。

星野溫泉的發展策略和王子飯店不同,但也找到了一條往世界的道路。

和、洋交流的避暑地:百年的文化交流
 
    輕井澤一百多年的歷史可以看到豐富的文化交流痕跡,本來西洋人乘著「黑船」強行敲開日本的門戶,後來在輕井澤建立了避暑勝地;明治維新日本人積極西化,也學習西方的休閒娛樂,在這個過程中,輕井澤成了和、洋交流的文化匯聚之處。